《师哲回忆录》笔记

本文为《师哲回忆录》的读书笔记，其中主要摘录回忆录中我认为有意义的部分。从回忆录来看，师哲是一屁股坐在苏共和中共立场上的，由于基本理念的不同，师哲的价值判断对读者可能仅有参考意义，因此大多不予收录，在引用中出现的诸如“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和省略号，大抵都是我删去的作者的价值判断和个人揣测（例如“此人非常反动”、“帝国主义处心积虑地加以破坏”等），而留下来的是（师哲口中的）事实判断。

书中的事实判断，就像所有的回忆录一样，真实性都堪忧，但不失其参考历史价值，因此我认为整本回忆录还是值得茶余饭后读一读。也像所有的回忆录一样，即便回忆属实，作者的裁剪也往往随自己所欲，常失于片面，乃至流于宣传。例如师哲仅在书中提到，

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声明废除沙俄时代一切对华不平等条约。但是，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仰人鼻息，听命于帝国主义，实行敌视社会主义的方针，拒不承认苏俄政府，失去了谈判的机会。（46页）

列宁有没有这样的宣言呢？确实有，在十月反革命后时间不长，可能是为了争取世界范围内的支持，列宁的确做出过放弃沙俄对中一切特权的承诺（参见《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和1920年的《第二次加拉罕宣言》）问题是之后这承诺从未兑现，只是说说而已。不仅如此，反而变本加厉，从外蒙古独立到日俄友好条约，可说是进一步侵害了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主权。当然人们可以争论这所谓的“主权国家”中的主权到底是归谁所有，侵害主权对中国公民是好是坏，但主权本身被侵犯应当是个事实判断。按照师哲的意思，似乎苏共之所以不肯实践宣言内容（还包括退还庚子赔款等等），是因为北洋政府拒不承认苏俄，而不承认的原因是做帝国主义的狗腿子、敌视社会主义。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北洋政府倒台、民国政府和苏联建交之后列宁拒不执行宣言怎么解释？我个人认为，把所有屎盆子都扣到北洋政府头上，把苏联说的仁至义尽，是很难服人的。

不过既然是回忆录，就难免有上述种种问题。就像张国焘的回忆录中也从来不讲他肆意屠杀知识分子的经历，李志绥的回忆录也没讲过他本人的任何过失……毕竟像卢梭的《忏悔录》、蒋介石的日记那样的毕竟是极少数。因此大家看看就好，不必尽信。

序言（王震） + 前言

师哲1938年8月在莫斯科担任任弼时的秘书，40年回国。后兼任毛泽东的俄语翻译，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编译局局长等。57年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59年受康生打压，受流放、关押十八九年。

乌克兰首都原本是哈尔科夫，1926年迁到基辅。

师哲书中说，

……但是在我出国之前，很难读到马克思和列宁著作的译本。除过去有人从日本带回来的社会主义浅说和国内翻译的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等小册子外，没有读过其它的书。

这从侧面印证了秦晖说的中国首先接触马克思等西方思想主要是通过日本的过渡。

马克思颇有点阶级偏见的嫌疑。所谓偏见，或者歧视，就是把个体的一些负面属性过度地推广到整体。如果只是一部分资本家有某些特定的负面属性，比如对婚姻的不忠，而将其推广到整个资产阶级，那就是偏见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发表过类似于“资产阶级的婚姻充满了不忠”之类的偏见言论。

中东路是指西起满洲里，东到绥芬河，北至哈尔滨，南达长春、沈阳、大连的铁路系统。沙皇政府用了三百万两银子买通卖国贼李鸿章，取得了修路的特权，从1896年开始修建，1907年正式通车。……1905年日俄战争中，俄国败北，长春以南的铁路被日本帝国主义夺走。……中苏两国于1924年建交，并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协定》规定，中东路是纯商业企业，允许用中国资本赎买该铁路，目前由中苏两国共管。……1929年5月……东北当局……武装搜查了苏联驻哈尔滨的总领事馆……同时，调集军队到中苏边界进行武装挑衅。……七月，东北军占领中东路……苏联政府被迫宣布与南京政府断交。8月，东北当局自认为稳操胜券，下令进攻苏联边境。苏军在满洲里、绥芬河等地被迫还击，击溃东北军，并俘虏了东北军前敌总指挥梁忠甲及其所部数千人。

这记载里的东北军倒像是一群疯子，苏联的“自卫”战争又怎么打到了满洲？感兴趣的读者不妨自己查证一下中共第一代领袖陈独秀和苏共翻脸的前因后果。

出于知识的完备性考虑，我把维基百科关于中东路事件的词条粘贴如下：

（维基百科· 中东路事件）中东路指的是“中东铁路”，即“中国东方铁路”，原称“大清东省铁路”。1894年清朝甲午战争战败，1895年三国干涉还辽，清朝转向沙俄寻求结盟。1896年6月3日中、俄签订中俄密约，其中一条为允许帝俄从清朝政府手中取得横贯中国东北修筑铁路的特权，以缩短西伯利亚铁路的路程。这条宽轨铁路连同从哈尔滨到旅顺军港的支线（实际上纵贯整个东北）到1903年全部完成，由清朝李鸿章命名为“大清东省铁路”，简称“清东铁路”，又作“东清铁路”。东清铁路的实行，由清国与沙俄签订的《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及其附件《中俄银行合同》书明，主要条款有：清政府现以库平银五百万两入股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该公司路成开车之日起，以八十年为限；八十年限满之日，所有铁路及铁路一切产业，全归中国政府，毋庸给价；又从开车之日起，三十六年后，中国政府有权可给价收回，按计所有本银，并因此路所欠债项，并利息，照数偿还。东清铁路原本由清帝国与沙俄合办，拥有沿铁路两侧数十公里宽地带的行政管理权甚至司法管理权，中俄分担要职。因满清羸弱，且辛亥革命加剧清帝国对东省铁路控制力的丧失，实际由沙皇俄国主管，于是在东北的心脏地带出现一个远比普通租界规模庞大得多的不受中国管理的“国中之国”。沙皇俄国也得以方便地控制整个中国东北地区。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控制长春以南的路段，一般称为南满铁路；长春以北的路段则继续被俄国控制。东清铁路全线原为俄国的1524mm宽轨，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占领长春以南路段后一度改为1067mm窄轨，1905年日俄《朴次茅斯和约》确定日本取得长春以南路段，改称为南满铁路后，又改为1435mm的标准轨，并能与中国的铁路联通，而与长春以北不能直通。1912年，清朝灭亡，中华民国建立，由“清东铁路”改称“中国东方铁路”，简称“中东铁路”。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沙皇俄国亦灭亡，长春以北路段转为由中华民国和俄罗斯临时政府（最初由李沃夫王公与克伦斯基领导）合办。基本仍维持“国中之国”的状态。 1917年末，俄国十月革命后，俄国内战爆发，协约国武装干涉俄国内战，参战协约国13国包括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站在克伦斯基及高尔察克的临时政府一边。列宁在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和俄国在华特权，同时提出无条件将中东铁路交给中国。北洋政府因一直不承认布尔什维克政权拒之不理。1922年苏联成立并为北洋政府承认后，改为废除一切损害中国主权的条约，而中东铁路系商业性质，须由两国共管。 1920年3月中东铁路工人大罢工后，中国军队解除铁路沿线白俄军武装，接管路务。1920年10月31日北京政府收回司法权，颁布《东省特别区法院编制条例》，规定中东铁路附属地改称东省特别区。 1922年2月28日，中俄议定《中东铁路大纲》，规定中东铁路由中国政府特设机构管理。1922年11月24日，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宣布，中东铁路沿线11公里以内区域，划为东省特别区，设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所有特别区内之军警、外交、行政、司法各机关均归护路军总司令兼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监督节制。 1922年12月，苏联正式成立，1924年5月31日，中苏双方代表顾维钧与加拉罕在北京签订《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其主要内容是：苏联方面废除沙俄时代签订的一切损害中国主权的条约，放弃一切租借地、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及庚子赔款等；中东路纯系商业性质，由两国共管。同一天，两国还签订《中苏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就如何管理中东路，做出具体规定。其中包括：设立中东路最高议决机关理事会，理事长为中方人员，副理事长为苏方人员；铁路局是业务机关，设局长1人，由苏方担任，副局长2人，中苏各1人，正副局长由理事会委派，由各国政府核准；路局各处正副处长由理事会委派，如处长为俄人则副处长为华人，处长为华人则副处长为俄人；路局各级人员构成的原则是双方各半。由于中东铁路处于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统治区域内，1924年9月，苏联又与东北当局签订《奉俄协定》，这一协定除说明要贯彻上述中苏协定的有关内容外，苏方还作进一步的让步，中东路无偿全部交给中国的期限，从沙俄时代规定的80年缩短为60年，并在此期间内允许中国赎回。 1925年底奉军与冯玉祥国民军开战，苏联支持冯玉祥。1925年12月，以张作霖军队累计拖欠中东铁路管理局的债款达1400万卢布为由，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伊万诺夫决定禁止张作霖军队使用该铁路运输部队和军用物资，拒绝奉军利用中东路运兵南下。奉军护路司令张焕相一度拘捕苏联中东路局长伊万诺夫，苏军则向满洲里集结，苏联驻北京大使加拉罕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三日内放人。后经日本调停，张作霖下令释放伊万诺夫。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蒋介石政府奉行“反共绝俄”政策。在1927年12月初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上，正式通过《对苏绝交决议》。1927年底，南京政府又以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及国营商业机关为中共广州暴动的指挥机关，颁令撤消对苏联领事的承认，封闭苏联在华（主要集中在沪）的大多商业机构。 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爆发，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在北宁铁路上刺杀而死，张学良继任，统领奉系。这时张学良面对的局势是日本在东三省步步紧逼，有发生军事事变，变为日本的直接殖民地的危势。1928年7月1日，张学良向国民政府发出《绝不妨碍统一电》；1928年12月29日，宣称接受国民政府管辖，即日改悬国旗，东北易帜（从民初的五色旗换成南京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完成中国表面上的统一。张学良随即被南京政府任命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此时年仅28岁。 1929年1月11日，张学良诱捕并枪毙东北军中掌握实权的杨宇霆和常荫槐。同期，1928年6月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发动一场以修订不平等条约为中心的“革命外交”，将列强在华特权分为五类，革命外交将分为五期进行，包括恢复关税自主权、取消治外法权、收回租界、收回租借地，以及收回铁路利权、内河航行权、沿海贸易权等。在南京政府革命外交取得进展后，张学良积极响应3。张学良把目标定在苏联控制的中东路，而不是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上，主要是因为张国忱（东北保安司令部俄文主任秘书）的密友白俄将军托马舍夫斯基称：苏联正在实行的农村集体农庄化，没收富农的土地、贫农的口粮，导致与农民的尖锐对立，破坏农业生产，最终导致苏联陷入严重的饥荒，传统粮仓乌克兰饿死成百上千万人，农民奄奄待毙，对于苏维埃政权极度不满；世界各国自一月剧变后高度敌视布尔什维克，西方列强在外交上不承认苏联。张国忱接受他的白俄顾问的意见，就向张景惠与张学良宣传。4张学良认为收回中东铁路路权，苏联此刻内外交困无力反抗，各国也必会乐见其成。张学良在同苏联进行数轮外交谈判不见丝毫效果，决定采取强硬态度，对苏联的经济机构进行查封。张学良认为红白两大帝国主义（苏、日）对中国东北进行疯狂渗透，导致北患无休无止。张学良的东北政府决心夺回失去的主权，并切断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张学良的东北当局单方面收回中东路路区的警务、市政、税务、教育、地亩等主权，苏联方面都没采取强硬的报复措施。东北易帜前，1928年12月24日，张学良指示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强行收回中东铁路电报局与哈尔滨市自动电话局。苏联驻沈阳总领事库兹涅佐夫提出抗议，要求偿付安置费100多万元，但没有做出更激烈的反应。1929年3月1日，东北当局再就中东铁路权益问题向苏联方面提出交涉，苏方再度退让，将该铁路原由俄国人担任的商务、机务、车务、总务、会计、进款等6处正处长的职位，让予中国人担任。但要求中国方面承认中东路苏联工会。1929年4月，张学良召集张作相、张景惠、吕荣寰（中东路督办）、刘哲（中东路理事）等讨论中东铁路的问题。张学良故此认为苏联态度软弱，不久即收回中东铁路哈尔滨气象观测站，驱逐教育厅苏联科长菲利博维赤出境，苏联亦予为默认。 1929年5月，东北政务委员会通过吕荣寰、张国忱分别提出的强制收回中东路的议案，决定由吕荣寰、张景惠负责执行。 1929年5月27日，东省特别区警察总管理处处长米春霖接到密报，指称“苏联将在哈尔滨领事馆召开远东党员大会”。张学良密电东省特别区长官张景惠，由米春霖率领军警以“俄人宣传赤化，显违奉俄协定”为由，突袭搜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逮捕39人，同时搜出并扣押大批文件。被捕人员中，除有苏联驻沈阳总领事库兹涅佐夫外，多数是中东路沿线各站、三十六棚地区各苏联工厂职工联合会、苏联商船局，远东煤油局、远东国家贸易局等经理或委员。5月29日，张景惠又下令封闭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苏联领事馆。5月31日，苏联政府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议，要求释放其在哈尔滨领事馆被捕人员。“五二七事件”的爆发，成为“中东路事件”的开端。6月4日，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致电张学良，称外交委员会对苏有可能“群议绝交”，询问东北方面有无抵抗的实力。6月5日，苏联当局要求释放其在哈尔滨领事馆被捕人员，表示愿意以缩小中东铁路局长权限作为交换条件。6月6日，张学良密电张景惠、吕荣寰：5

“张长官、吕督办鉴：汉密。上月两公临行曾议定对东路施行步骤，进行如何，未敢催促。苏领馆事发生后，则我原定办法，自宜同时进行。良意对内两公须将意见交换，谋定后，不分彼此，照一定方针去做，且需极端机密，非重要僚属，不使参预。对外则东路仍本协定精神，要求履行，继续以前经过程序，向俄方催促，若再用延宕办法，则我方须利用此时机出以严厉之手段，解散职工会，封闭苏俄所设商号，其余检查电信，限制居民，驱逐不良分子，皆将次第施行，务达我方所希望而后已。望努力为之，有何困难，良当力肩之。取舍及因应方法，即由两公斟酌缓急，权宜行之。张学良。” 6月13日苏联增兵海兰泡，黑省当局亦调兵赴瑷珲增防。6月17日苏联增兵满洲里附近，万福麟派第三旅增防呼伦贝尔。 6月22日—25日，张学良在沈阳召开东北政务委员会的对苏会议，决定改编陆军屯兵吉蒙边界，接收中东路方法等问题。中东路历年铁路盈余很多，苏方局长主张用于建设，修建铁路，而吕荣寰（中东路督办兼任中东路中方理事长）等则要按股分利。办理对苏外交的东三省特区教育厅长张国忱（东北保安司令部俄文主任秘书）、邹尚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秘书，东北政务委员会机要秘书）、中东铁路理事李绍庚、范其光等。 7月7日，张学良抵达北平与蒋介石会晤，取得中央政府对强行收回中东铁路的支持。7月10日下午在北平，蒋介石、张学良、阎锡山、外交部长王正廷、亚洲司司长周龙光、民国驻苏外交代办朱绍阳举行会议。蒋介石决定对苏强硬、武力接管中东路、防止赤化，与苏断交在所不惜、一旦中苏开战，中央可出兵十万资助军费几百万银圆。会议决定收回中东铁路，驱逐所有俄籍人员之共产主义者的方针，并迅即付诸实行。6 7月10日，东省特别区长官张景惠及中东路督办吕荣寰派军警及中方工作人员2000余人强行收回中东路，接收和查封沿路的机关及设施，将苏方局长叶木沙诺夫、副局长艾斯孟特等苏联高级官员59人驱逐出境，并同时查封中东铁路苏联职工会、青年团、妇女部、童子军等团体，逮捕苏联人200余名。没收苏联商船队分公司、贸易公司、火油托拉斯分公司、纺织业托拉斯分公司等。中断同苏联的电报联络。关闭并查封苏联贸易代表处及国家进出口分局。此即“收回中东路权”事件。7月11日，苏联交通人民委员表示希望和平解决中东路问题。张景惠、吕荣寰等未予理会。7月13日，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表示愿意通过谈判解决中东路问题，并提出立即召开会议处理中东路有关问题等3项建议。希望中国三日内答复，“倘不得满意之答复时，苏联政府迫于不得已，将取他种方法，以防卫苏联之所有权利”。 7月14日苏军在中苏边境接连举行军事演习和利用飞机进行示威飞行等军事示威行动，对中方展开心理战。7。 7月17日，东北当局发表通牒，内称“苏联的中东路各机关为其赤化中心，依《奉俄协定》之规则，我国于中东路应有收回之权力”，“本月10日关于行政方面之执行事项，若解散铁路职工会，封存路局地亩，实行正副局长会同签字权，平均俄华用人权，皆于中东路有直接关系者也……而我于执行者，亦只强迫其履行协定，而非无条件之没收也。” 苏方对中方的答复十分不满，遂于7月18日发出第二次通牒，并召回驻华使节、商务代表及中东铁路苏籍人员，断绝中苏间的铁路交通，驱逐中国驻苏代表离境，与中国断绝邦交。蒋介石召集胡汉民、戴季陶、孙科等人开会讨论东北局势。他们一致认为，苏联只是恐吓，不会出兵。若苏联出兵，日本也将难以沉默。蒋介石对张学良表示，中央对苏作战已有全盘考虑，全国军队可随时增援，继续鼓动张学良对苏联采取武力威胁的强硬政策。7月1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惟吾人深望能达绝交目的，而后对国内共党方有彻底办法耳！”8 7月19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梅立尼科夫回国。21日，总领事馆首批工作人员回国。 7月20日，苏联在黑龙江上扣留中国海城号、宜兴号两艘轮船。7月20日对中东路东端的绥芬河方面进行炮击（绥芬河战斗）。 7月21日至23日，苏联驻齐齐哈尔、哈尔滨、海拉尔、满洲里、黑河、绥芬河领事及海关职员和大量侨民经满洲里回国。至23日止，苏联人经满洲里回国者已达500余人，多半为妇女和儿童。23日，中东铁路500余名苏联员工呈请辞职，代局长范其光（中东铁路理事会理事）以其“无故辞职违则，妨碍路务”予以免职，至本日止苏联员工辞职或离职者593人。 7月23日苏联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扣留华轮，除航务局被扣5艘外，商船也有5艘被扣。沿江电报线亦被苏方割断。张学良于7月25日同美国记者鲍威尔这样说：“中国人民乃爱和平、重公道之人民，尤不愿用强权。此次之事，实缘俄人利用中东路为宣传赤化之根据地，东路许多重要俄职员，皆与赤化运动有关。两次发觉，证据确凿，中国当然不能允许，乃迭请理事会同意更换此等赤化有关之俄员，而俄方终不之理。乃取断然处置，仍以代理名义，委派继任之人，以明系属暂局。” 7月26日苏方在中东路西端的满洲里朝3个方向进行炮击。7月28日，苏军步兵1个团、铁甲车3辆、炮4门，到十八里小站，割断通满洲里电线，勒令中国军警撤退。该站驻军1个排和4名警察，因寡不敌众，于晚7时撤退。7月29日，苏军炮击中国密山县当壁镇。中苏8月4日在东甯县战斗。在东北军驱逐苏联领事馆并逮捕其人员后，苏联逮捕在苏中国商人。8月，中苏断交。斯大林在初期对如何做出回应犹豫不决，他怀疑东北军和国民政府受到英国人、日本人、美国人的资助，因此中国收回铁路是牵制性行动。斯大林命令成立红旗特别远东集团军，从远东当地招募士兵，还招募伏尔加德意志人，一个独立的布里亚特骑兵师、和一个苏联高丽人独立营，受原蒋介石最高顾问布柳赫尔指挥。9 由于中国东北日本人的存在，斯大林对此有所忌惮。虽然伏罗希洛夫一再催促，斯大林还是犹豫于是否应对中国进行报复。但是，苏联驻日本东京总领事从日本一位人脉广泛的企业家处得到只要苏联不过度深入中国境内，日本不干涉苏联对中国的摊牌。斯大林于是同意出击。苏联动员包括预备队、边防部队在内，苏联红军20%的力量前往前线及周边地区。布柳赫尔起草作战方案，伏罗希洛夫坐镇赤塔设置野战总部10。 1929年8月6日，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成立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员为瓦西里·布留赫尔（加伦），参谋长阿尔伯特·亚努维奇·拉平，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奥古斯特·伊万诺维奇·梅季斯。司令部设在哈巴罗夫斯克。下辖3个步兵师（太平洋步兵第1师、阿穆尔步兵第2师、外贝加尔步兵第35师）、1个骑兵旅（库班骑兵第5旅），增加布里亚特蒙古独立骑兵营，总兵力号称有3万人之多11。远东区舰队的3个舰艇大队的浅水重炮舰和各类炮舰共14艘，1个扫雷舰分队，1个航空分队的14架作战飞机，以及1个海军陆战营，司令Я·И·奥佐林。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当时就在集团军参谋从事情报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罗科索夫斯基任库班骑兵第5旅旅长。由于这是当时东北易帜后的中国第一次受到外国的武力攻击，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通电全国要求抵抗到底12。苏联方面则指责中国军队和白俄军队越过边境发动袭击，并在河道当中放置水雷12。而中国一方，张学良率领的旧奉军为主的东北军总兵力虽有27万人之众，但为了维持治安和防卫满洲南部，能用来对苏作战的人只有10万人左右。而东北军也未能得到其他方面的增援14。战事爆发时，东北军在一线兵力约为6万人，但是准备仓促。负责中东路东线护路军的是吉林军的旅长丁超，西线护路军是黑龙江军的旅长梁忠甲，参谋长张文清。王树常率第一军驻守东线，胡毓坤率第二军驻守西线。在装备方面苏军也占据质量优势。火炮方面，苏军拥有包括十几门重炮在内的大约200门火炮，而中国军队只有135门步兵炮而没有重炮。同时苏军因为装备294挺重机枪和高机动性的268挺轻机枪，也在机关枪方面占据质量的优势。中国军队装备有重机枪99挺。空军方面苏联配备35架飞机，而中国军队有5架。15 8月8日，苏军百余名携大炮2门、机枪3挺，在鸥浦县街南门外与中国陆军交战，互有伤亡。苏机5架在绥芬河市上空盘旋，鸣“空炮”200余响，在东山陆军防所附近及国界三道洞子各投弹1枚，后又来苏机27架在中国领空飞行数周而去。午后4时左右，苏军百余人占领满洲里红山嘴子。夜间进至三卡（即额尔德尼托罗辉卡伦）。8月9日，苏军40余人在距萝北县30里之古站设卡两道。遮断交通，掳劫行人。同日苏军300余名及军舰2艘占据距同江90里之胡家柈厂。　 8月11日，中东路特警第三区警察总署将绥芬河东铁机务段第四段管内辞差的苏联职工53名以“变形罢工”名义解送护路军总司令部讯办。8月12日，北兆兴镇三间房、绥滨中兴镇、李家油坊等处被苏军2000余人分头占领。苏军40余人乘小船8只到乌云县柳河屯登陆，打死保卫团多人，返回彼岸。 8月13日，苏联兵舰两艘，陆战队员300人，飞机两架，侵入黑龙江省绥东县境。8月13日，苏方用大炮攻击鸥浦县城，14日早县城失守，文书档案被焚毁，县政府迁至呼玛县属金山镇办公。 1929年8月13日，南京政府派参谋部军事厅长刘光到东北前线视察国防。刘伯承、叶剑英、黄平等人响应苏联的号召，参与“远东工人游击队”，协助苏联进攻中国黑龙江海拉尔之役16。 8月15日，张学良下达对苏作战动员令，东北军一线兵力增至十余万人，相对苏军略占优势。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动员东北军6万人，组成“防俄军”。以王树常为第一军军长，兼任东路总指挥；以胡毓坤为第二军军长，兼任西路总指挥；以周濂为预备军军长。8月15日，南京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向蒋介石报告中苏交涉情形，表示坚决收回中东路管理权。16日，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新闻记者称，如苏兵再侵入，中国将采取强硬的态度。8月16日，张学良在接见美国《芝加哥日报》记者时宣称：“苏俄不顾国际信义，蹂躏非战公约，贸然遣兵，侵入我国境内。我们尊重非战条约，屡次退让，以明开衅责任。俄方如再进逼，是甘为戎首，故已准备一切，当出全力，决一死战。” 8月16日，苏军步兵两连、骑兵一连由苏境阿巴该图向扎兰诺尔中国阵地射击，双方战斗2小时，互有伤亡。午后2时30分，苏军步、骑、炮约一师兵力，由阿巴该图越境，向扎兰诺尔站进攻，炮击东北军阵地，双方激战5小时，苏军始退。根据当时胪膑县县长齐肇豫电称：“俄军此次越境，据闻意在破坏扎站铁桥、断绝交通”。 8月17日，中国国民政府发表对苏联交战宣言。17日，中国当局停发苏联人员的出境执照。苏军以中东铁路西端的满洲里——扎赉诺尔方向为陆上进攻的主要方向，红旗特别远东集团军在满洲里当面总共出动6091名步兵，1599名炮兵，配以包括76.2毫米以上火炮88门火炮（不包括步兵团属火炮），32架作战飞机，3辆装甲列车，9辆T-18轻型坦克。陆军部队包括：步兵第18军的第35，第36步兵师；第5骑兵旅；布里亚特蒙古骑兵营；装备T-18坦克的1个独立坦克连，第6航空分队，第25航空分队，第26轰炸机中队，第18军属炮兵营，第18工程营，以及1个铁道兵营。步兵第21师留在赤塔作为预备队未参战。东北军方面在满洲里——扎赉诺尔方向防御的是梁忠甲的第15混成旅和韩光第的第17混成旅。8月17日苏军即开始对满洲里、扎赉诺尔、扎兰诺尔的中国军队展开攻击。驻满洲里梁忠甲旅长报告战况称，所属三十八团、四十三团午后与来犯苏军步、骑兵一个团作战4小时，现仍处于对峙中。苏军在阿巴该图附近有一个师以上兵力，并有特种部队。苏军袭击海拉尔交涉员所属的七卡、八卡，双方交战一昼夜，中国军队败退。中国军队损失巨大。一说战死1,690人，负伤2,210人，被俘6,900人，失踪1,800人15。苏联一侧的资料则显示被俘人数达到9,500人。

苏俄保卫部门由捷尔任斯基初创，最早叫契卡，是非常委员会的缩写。后来更名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缩写为格伯乌。以后又改为内务部、国家安全保卫局，最后改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缩写为克格勃。

师哲在1930年代在西伯利亚工作了九年，亲身经历了大肃反。有个故事说，肃反时期有个俄国人和师哲去打球，被某高官夫人看到，高官夫人举报这个俄国人和日本领事馆的官员一道去体育馆打网球。有关领导向这个年轻人提出质询，要他交待问题，他就在办公室用手枪自杀了。还有一个犹太人37年，仅仅因为是从国外归来的侨民就被怀疑是间谍。这个犹太人知道在劫难逃，于是自杀。当时自杀被认为是畏罪的象征，“自绝于人民”，因此全家七口都受到牵连被处死，十七岁的妹妹都没能幸免。

居然是贝利亚向斯大林汇报了冤假错案太多的情况。

按照师哲的说法，毛泽东搞整风就比斯大林文明点（文明“点”应该是属实的，要比斯大林更野蛮也不是易事），延安整风的屎盆子应该全扣在康生头上。现在看来，颇感搞笑。

后来，苏共中央规定外国人员一律不得在三大强权机构，即内务部、国防部和外交部任职。师哲被迫离开了内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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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们口头上说无产阶级无祖国，国际主义不受国境线的限制，但是种种事实却毫不含糊地告诉我们：自三十年代起，与列宁在世时党的组织原则、政策、风格、政治思想教育和各项准则以及工作关系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尽管许多人早在沙皇时代已取得国籍，但仍因不属于（不被看做）苏联基本民族，一律被当做外国人看待，不能重用。

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毛岸英小名叫永福，到苏联后改名为塞尔盖伊，爱称是谢缪沙。他的弟弟岸青叫永寿，到苏联后取名为亚历山大。1930年他们的母亲杨开慧被捕蒙难时，岸英八九岁，岸青只有五六岁，可是敌人对他们都不肯放过。党的地下组织想方设法找到他们，把他们送到上海。据岸英告诉我，他们在上海到处流浪，只靠哥哥照顾弟弟，兄弟俩相依为命，卖报、捡破烂、给人家打扫屋子挣口饭吃。……上海地下党……把他们兄弟二人送进上海基督教圣公会，交给董健吾牧师收养。懂牧师并不知他们是毛泽东的儿子，强迫他们做力所不及的工作，干不了就拳脚相加……岸青因挨打而损伤了脑神经。……党组织……托人将他们带到法国。……共产国际派康生到马赛将他们接到莫斯科。

1937年两兄弟被送进摩尼诺儿童医院（莫斯科）。

据高华课中将，二人被董健吾赶出家门后，毛岸青才因为被打而损伤了脑神经。

毛岸英28岁时死于朝鲜战争。

师哲下文颇有见地：

我认为大人的政治表现的好坏，不应累及子女，孩子们不能对父母在革命中的表现负责。但是有些同志长长不能理解这个道理。……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苦难。

1950年，毛泽东与周恩来到苏联访问。

师哲非常反感王明、康生，对王稼祥评价颇高。

毛泽东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评价：

(1939年)9月1日，毛主席就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的讲话指出：“苏德协定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于苏联的包围，巩固了苏德两国间的和平，保障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东方，则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增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中国的投降派。在这一切上面，就安置了援助全世界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基础。这就是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全部政治意义。”

以下时维基百科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词条：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苏联与德国在莫斯科所签订之互不侵犯条约，目标是初步建立苏德在扩张之间的友谊与共识，并导致波兰，波罗的海三国以及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地区被瓜分。条约也称为苏德条约、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或希特勒-斯大林条约。由于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计划在1939年9月1日攻击波兰，因此指示外长里宾特洛甫在8月23日前往苏联，希特勒更指示里宾特洛甫接受苏联的所有条件，以避免入侵波兰时，又要面对法国和苏联同时介入。最后，双方在8月23日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和斯大林更协议瓜分波兰。俄国十月革命后，由于意识形态及苏联的领土扩张主义等原因，西方国家与苏联的矛盾激化了。矛盾发展到1930年代末，英法的主要战略对手是苏联，同时在东欧地区利益问题上与德国冲突又日益尖锐。而纳粹德国也反对共产主义，纳粹德国的崛起对苏联夺取波兰领土形成阻碍。故此，西方、德国与苏联三方之间的博弈与斗争便开始了。希特勒一方面谋划入侵波兰，将东普鲁士和德国本土连接，一方面又加紧准备向西方侵略扩张。面对德国咄咄逼人的气势，“英法等国一味退让，不做抗击德国的准备，希望德国会停止扩张”，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为此，英法还与德国签定了慕尼黑协定，以为希特勒会满足于取得苏台德地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约瑟夫·斯大林认为英法不愿和德国开战，故此放弃与英法共同抗纳粹德国，改为与纳粹德国保持表面上的友好关系，既可以从中谋取利益，又可争取时间及空间应对德国的军事行动，更可趁机侵占芬兰和波罗的海三国。苏联先在1939年8月和纳粹德国订立苏德商业协议，为德国提供生产武器的物资，而德国则向苏联提供机器及车辆等技术产品，增进苏德关系。纳粹德国密谋吞并波兰时，苏德展开秘密谈判，苏联决定参与入侵行动，苏联认为得到波兰东部可达成领土向西扩张，又可构建面对德国的缓冲地带。另一方面，希特勒为了达成闪电战军事效果，避免过早与苏联发生冲突，故也愿意与苏联签订非战条约。

抗战时期，苏联援助中国的物资运到阿拉木图，再到乌鲁木齐，再到兰州，再到内地。1940年师哲和周恩来、任弼时、邓颖超等人也沿此路线回国。

我们从莫斯科启程时，共产国际为我们准备了两大箱食品，有奶油、乳酪、各种罐头、饼干、糖果、巧克力、烟、酒等等。在旅途中，恩来同志建议大家一致放弃西餐，改用中餐。他的建议自然得到大家的拥护，……

这也是常常出现的，大共同体对个人权利的剥夺。吃西餐本是个人自由，周恩来没有任何权利要求别人做出任何改变，大家不但不觉得不妥，反而都很自然地接受。有人可能会说当时是革命的特殊情况，不能像平时一样维护个人的权利。其实当时首先未必有个人权力的概念，很多都是觉得组织说话就是真理，其次如果特殊情况能作为随意侵权的理由，那权利的保护就是一纸空文，毫无意义，或者仅有宣传意义了。并不是说特殊情况下不能侵犯个人权力，但是必须非常谨慎，在公民的监督下，按照特定的程序进行，小到吃西餐也一样。

后来周恩来把这两大箱食品都送到了毛泽东住处。皇帝自然是要上贡的。对毛的个人迷信，注意应该是个人迷信而不是个人崇拜，个人崇拜这个词缩减了本应有的贬义，可从下列记述中看出：

我在任弼时的办公室里，第一次看到毛泽东的巨幅照片：头戴八角帽，身穿军装，魁梧、年轻、英俊，目光深邃，充满自信。我虽然不好意思开口询问，但心想这一定就是人们所仰望的毛泽东。这时，我顿觉受到了莫大的鼓舞。我们党终于有了自己值得信赖的领袖，中国革命胜利在望。后来我听说了这张照片的来历，它是斯诺在陕北拍摄的，共产国际拖苏联驻外使馆花四千美元购得。我到共产国际工作后，同中国同志交往甚多，在处理各种事务及进行各项工作时，人们总是会说：”为了毛泽东“。可见，毛泽东的名字成了革命、奋斗、胜利的象征。对任弼时，人们称之为毛泽东信得过的人；对周恩来，人们称他是毛泽东的使者、全权代表。

据说是胡耀邦问他儿子的话：那毛主席为了谁？

师哲讲延安整风这段不得要领，不如看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一书。倒是讲了些他和周恩来、任弼时、江青的事儿，有点意思。对江青非常怀恨（师哲在文革时期被整得不轻），讲毛泽东则没有一点过错。讲华侨募捐给延安边区买了一个救护车，毛泽东当做自己的的私人用车，也是一带而过，也不掩饰一下，这不是给毛泽东抹黑嘛。

张闻天又叫洛甫，是从他的俄语姓“斯梅洛甫”来的。曾去美国留学，据说获得教授头衔。张闻天为了躲避延安整风而主动申请去农村调研，按照师哲的说法是在“延安生机勃勃的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风气中提出申请，组织延安农村调查小组”。

1945年5月2日，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闻天做了发言，进行了反省和自我批评。……

师哲对张闻天、朱德评价颇高。

1940年中共在陕北和苏联建立了稳定的电报联系，负责联系的机构对外叫“农村工作部”，又叫农委，由任弼时直接领导。和莫斯科的联系只有毛泽东一人有权使用。垄断陕北和莫斯科之间的信息对毛泽东来说太重要了。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电台工作也随着结束。许多通讯材料在46年12月下旬（当时蒋介石扬言要进攻陕北），由毛泽东亲自监督师哲烧毁。

1941年秋冬之际，开始延安整风。后来常出现的一些套话，比如什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不尽，言之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根据师哲的说法，在延安整风就出现了。

师哲对延安整风很是维护。说法也是当今官方的那一套，没什么可说的。季米特洛夫对整风是比较反对的，认为有违团结的原则，属于派系斗争。

在53年的七大上，王明和李立三还是当选为中央委员。这也可以看出毛泽东还是对苏联有些顾忌，不能公然、全然摆脱苏联派的人。

共产国际存在时期，苏联一般不直接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联系，转经共产国际。在收发电报时，斯大林有两个化名，菲利波夫和亚历山大洛夫。

陕北的枣园，原本是陕北军阀高双成的家园。被没收后，中共保卫机关驻扎此地，非常神秘，不许任何人接近。

抗日战争期间，1941年6月，阎宝航从国民党某高级官员那里得知，希特勒德国将于6月21日进攻苏联。阎宝航报告了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周于6月16日报告了中共中央。中央从香港方面也得到了类似的情报。这一情报被转给陕北的苏军情报组，马上向苏联汇报。苏联得知消息后没有立即反应。苏德战争爆发后不久，苏放以伏罗希洛夫元帅的名义致电朱德总司令予以感谢。

1941年苏联、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有效期五年，有瓜分中国东北的内容。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签订完合约后回国时，斯大林亲自到火车站为其送行，两人拥抱亲吻。算是斯大林给与外交官的最高礼遇了。

苏联在面对德日两面夹击之时，曾经致电毛泽东想让其在长城附近牵制日军，被毛泽东拒绝。41年11-12月，德国兵临莫斯科城下，斯大林再次请求毛泽东派一部分军力向长城内外方向发展。毛没有同意。

（230页）

高岗担任了中共西北局书记后，经常向主席汇报工作、反映情况。如众所周知的，一个农民说：“怎么雷公不劈死毛泽东。”保安处的同志要将这个农民逮捕。高岗反映给主席，毛主席马上命令边区政府减少三分之一的征粮数，以减轻农民的负担，并下令释放了这个农民。……解放战争中高岗到东北去工作，担任东北局第一副书记。

从这儿可以看出，

当时农民对共产党、毛泽东本人有不满；
征粮数，也就是税收的高低似乎由毛泽东一言而决，说高就高说低就低。
当时当是用民心之际，根基也不牢，因此还需用怀柔政策，和后来三年人祸时期不可同日而语。

1942年1、2月，林彪从苏联回国，毛让林彪先不回延安，以免有和毛泽东串通的嫌疑，而是直接从西安到重庆和蒋介石谈话，希望能缓解自皖南事变以来紧张的国共关系。

延安时期，《回忆录》中记载，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秘书是：胡乔木（毛泽东），黄华（朱德），师哲（任弼时），王鹤寿（陈云），廖鲁言（王明），陶铸（王稼祥），匡亚明（康生）。

1943年3月初，刘少奇到延安。因为不是很了解延安的情况，所以不怎么参加整风。

康生后来说过，批判教条主义是“破坏”，学习毛泽东著作才是”建设“，只破坏不建设，只能给三十分。

可谓深得整风的精髓。

1943年康生就说，“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

1943年10月，整风运动由普遍整风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

1945年4月21日，“七大”的预备会议召开，任弼时会上说37年12月党员只有五六万，现在已有120万。4月23日会议在杨家岭礼堂开始。6月11日，会议结束。

记三位元帅

师哲首先评价了彭德怀，不吝溢美之词。从高华的书里也能看出来，彭德怀不简简单单是个军人，其实挺有学识，颇有思想。他和毛泽东不和，一部分原因也在彭太有思想。彭德怀死于74年11月29日。

之后评价了贺龙。在延安整风后期的甄别、平反阶段，贺龙任联防司令部司令员，兼管财经方面的工作。有意思的是有一次贺龙手下两个大人物闹矛盾（师哲没说是谁），各不相让，贺龙说你们这样只能说明我的工作做得不好，首先是我的责任。之后

他这么一讲，闹意见的双方都坐不住了，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会议的决定，问题顺利解决了。

这就有意思了，问题真的解决了吗？当然没有，即没有分析具体问题，也没有分析具体的解决方案，怎么就顺利解决问题了？心悦诚服吗？心悦不知道是从何说起，因为每一方的观点都没有被接受。诚服也只有服是真的。我看来这就是用自己的官阶压住了下面两个人，他们再这样闹，岂不是不给贺龙面子，这才不得已偃旗息鼓而已。师哲认为这体现了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工作中的问题，领导首先多负责”，还特别指出这是毛泽东的教导。这又是什么深奥的道理了，毛泽东不教导大家都都不会了？三年人祸和文革的责任，最终领导人又需不需要多负责？师哲这长长一段介绍三位元帅的章节，与其说是会议倒更像是宣传，里面人物说话也不像是应该有的样子，比如文化水平并不高的贺龙说起话来咬文嚼字，还带点翻译腔。

看这种回忆录，须知作者笔下的各种任务，包括也特别是作者本人，时时刻刻都要溜须拍马，否则就会有一种革命干部都是弱智的感觉，最浅显的道理往往也需要一些领袖跳出来知道一下，不然恐怕连饭怎么吃都不会了。

中共三十年代出肃反的时候，贺龙为了自身安全考虑，自己挑选了一个营的战士，由他亲自指挥，作保镖之用。

师哲认为贺龙是个杰出的军事将领。贺龙和周恩来的私交应该非常不错，以至于后来贺龙文革中死后周恩来非常愧疚，参见《晚年周恩来》。

最后一个介绍的元帅是徐向前。1942年6月成立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贺龙是司令员，徐向前是副司令员。师哲作为任弼时的秘书负责和他们联系。

刘少奇主持工作期间

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之时，刘少奇暂时在延安主持中央的工作，包括指导全国各党政军的工作、处理解放区附近日军投降相关事宜、进行土改等等。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后身体不太好，从那时起一直到1946年秋，刘少奇协助毛领导中央的全面工作。

师哲笔下的土地改革也还是什么“让耕者有其田”之类的老一套说辞，没什么可做笔记的。

1946年1月10日国共签订了《停战协定》，6月国民党以五十万军队分四路进攻宣化店。

毛泽东评价蒋介石：

但此人的特点就在这里。他只顾想他自己的，而别人在想什么，怎么想的，他一概不管。

共产党从延安撤到枣林沟后，组织前委、工位、后委。前委，即中央，由毛、周、任弼时三人组成，留在陕北指挥全局。工委由刘少奇、朱德组成，驻河北平山县西柏坡，领导全国群运、土改和建设根据地等工作，主要管建设。后委则由叶剑英负责，驻山西临县三交镇，不知道管什么。

当时陈毅部队在山东，刘邓大军南下大别山，陈赓在豫西（河南西部）。

毛泽东给师哲说，

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胜利，敢不敢胜利。……我们长期在农村打游击，我们敢不敢进攻大城市？我们敢不敢进攻大城市？进去之后敢不敢守住它？

这和沈志华书中所说中共在内战快胜利时比较怵大城市的说法相一致，参见内战后期中共对上海的围而不攻和苏联顾问对此的评论。

土改

47年5至6月间，师哲到陕北，到西北局帮忙进行土改工作。

可是出人意料，群众的兴趣并不大，他们说，已进行过几次土改了。早在红军时代就进行过土改，现在是战争年代，我们分了土地，敌人来了又会将土地分回去。……群众认为没有必要再翻腾了。我到了几个地方，绥德、清涧、米脂等区、乡，情况大致相同。

毛泽东在建国前多次想去俄罗斯拜斯大林的码头，斯大林均未同意，推三阻四。1949年1月斯大林派米高扬到西北坡考察中共。

在平山县西柏坡共住了10个月。在这里，毛主席、党中央指挥人民解放军……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性战役，歼敌150余万。

米高扬来访

米高扬下飞机后，从机场到西柏坡的路上几次要求停车到路边居民家中去参观视察，都被师哲、王东兴等人拒绝，但米高扬还是好几次下车到村镇中访问居民。

米高扬这次只是带耳朵来的，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只是听毛泽东等人说话。

毛泽东在和米高扬的谈话中，把中国比作一个大屋子，屋子里很脏，解放后必须仔细清扫，再请客人进来。这就是毛泽东所谓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一说法也可以用来避免苏共干涉中共的借口。因为共产党国家之间的联盟不比西方民主宪政国家的联盟，最大的区别就是民主宪政国家的联盟尊重单个国家的主权，不论其大小、人口、经济状况等，根据约定主权都是平等的；而共产主义国家的联盟中，国家关系按照沈志华的话说是党内关系的延伸，下级服从上级、全体服从中央，个个国家的共产党之间有组织关系，并不是完全平等的，因此苏共中央可以名正言顺地干涉其它国家，如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的内政。毛泽东所谓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可能也是在“打扫干净屋子”之前阻止苏共干涉中共的一种托词。这也很难说是好是坏，要看毛泽东想干什么、苏联想干涉什么具体而言。

毛泽东等谈到了国内解放的两个难点，一是西藏，二是台湾。西藏的问题主要是，（1）交通不便，（2）民族问题复杂。台湾问题主要是担心美国的干涉。

米高扬2月7号离开。只呆了一个星期左右。

进入北平

25日凌晨，毛、朱、刘、周、任（任弼时）坐火车抵达北平，到颐和园休息。晚上，李克农安排中央机关人员进驻香山，毛泽东住颐和园。第二天毛泽东也搬到香山双清别墅。

建国前夕

49年7月，刘少奇带着代表团秘密访苏。主要是向斯大林汇报情况、宣传中共，还有最迫切的任务是求得苏联的援助。

根据师哲的记载，7月2日刘少奇、王稼祥等坐火车出发北上，同车的有戈宝权、邓力群。还有科瓦廖夫和苏联驻中国参赞费德林。

第一站到沈阳，同高岗汇合。第二站到大连，坐飞机，飞飞停停飞了八九天才到莫斯科。

苏联方面接待刘少奇代表团的有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米高扬。会谈中中方提到：

对于国民党与外国订立的各种条约和协定，我们准备重新审查，分别处理。其原则是：凡是对于中华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有利者，我们都准备加以承认和继承。

那么如果对中华人民有利但是对世界和平民主不利呢？或者反过来？比如占领外蒙古和之前被俄国占领的领地，对中国有利但是会导致和苏联的冲突对抗，对世界和平不见得有什么利。

党外人士批评中共向苏共一边倒，毛泽东的辩护是：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毛泽东说明了不走中间路线。

谈到处置苏联和国民党签署的苏共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在旅顺口驻军、蒙古独立等敏感问题是，根据师哲在回忆录里记载，当时只是说了一堆空话，说中苏两国的友谊有多么多么重要。

看来中共对如何组建国家系统颇为不通，因为根据师哲记载，

另外刘少奇给联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要求解答关于政府各级机构的组成、职能、相互关系、银行、学校、群众团体、党的组织等各方面组织及工作的详细情况。希望苏联能像二十年代那样办一个专门训练中国干部的学校，并希望苏联帮助我们培养海军干部。

据师哲称，斯大林对他和国民党签署的中苏同盟互助条约的态度是，这个条约并不平等，因为那时是与国民党打交道，所以不得不如此。新中国成立后请毛泽东亲自到苏联重新签署一个。

现代文明国家之间签署条约的原则本就是公开、平等，和国民党签条约就可以不平等了？还”不得不如此“？况且条约中是苏联仗势欺人，强逼国民党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在一定时间内）。签署条约时候，就因为不喜欢对面一方就可以罔顾公平原则了？这不是无赖口吻么？所谓的”和国民党签订条约所以不得不如此“云云，不过是为自己的仗势欺人找借口罢了。这也能从后来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会谈中得到印证，届时斯大林的谈判对象是中共，可不是蒋介石，按斯大林自己的理说，可以签订平等条约了吧，但是依旧在外蒙古和中长路，还有旅顺、大连不冻港的问题上固守不让，和在与国民党谈判时的态度并无二致。

1049年5、6月间，国民党派空军轰炸上海轰炸得很厉害。毛泽东请求斯大林从旅顺调来了两个飞行中队，“从此，敌机便销声匿迹，不再出现在上海上空了，甚至也很少出现在其它城市的上空。”那么问题是为什么开国大典选那样一个时间进行？

毛泽东的第一次莫斯科之旅

1950年12月16日中午，毛泽东到达莫斯科。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下榻姐妹河斯大林的第二别墅，是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期间的住所。毛泽东和叶子龙（机要室主任）和师哲住一层，陈伯达和汪东兴住二层。

当天下午六点毛泽东见了斯大林，师哲任翻译。欢迎过后，毛泽东刚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打断他说，“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会议期间斯大林再三问毛有什么想法和愿望，毛说这次来一是庆祝斯大林70岁大寿，二是看一看苏联，再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师哲的解释是，

“好看就是形式好看，要做给世界上的人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要有内容、有味道，实实在在。”

苏联人的反应是

然而苏联人仍然不能理解那是何物，全都目瞪口呆，只有贝利亚竟失声笑出来。

毛后来表示让周恩来来一趟。斯大林反问道，“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叫他来，他来干什么？”

这里毛泽东叫周恩来去莫斯科的意思是要重新和斯大林签订中苏友好互助条约，但是斯大林看来是不想更改之前已有的、和国民党签订的条约。

后来毛泽东就被冷落了。他对科瓦廖夫还发了一顿脾气，说把他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也不干，“难道我到这里就是为了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

后来英国通讯社造谣说毛泽东被斯大林囚禁起来了，斯大林倒有些着慌。王稼祥出主意，让毛泽东以答塔斯社记者提问的方式，向整个世界公布毛泽东到苏联的目的。在《答记者问》中，毛说

“我逗留苏联的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要的时间。”“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它问题。”

此后斯大林同意周恩来到莫斯科签订新的条约。1950年1月2日晚八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到毛泽东住所和毛讨论了签订条约的事项。

之后毛开始四处旅游。

1月10日，周恩来率领代表团离开北京，代表团包括李富春（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叶季壮（中央贸易部部长），吕东（东北工业处副处长），张华龙（东北贸易部副部长），伍修权（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赖亚力（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等等。1月20日抵达莫斯科。

开始商谈协议后，斯大林提出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入和在中国东北、新疆地区居留的问题。周恩来随机反问道，东北住的朝鲜居民算不算第三国居民？蒙古人呢？斯大林解释说他的本意是禁止美、日、英等国家的人。就连红如师哲，也认为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苏方开始写了一个草稿，周恩来看后说，

“不对，我说得很多，内容没有全包括进去，要修改。”……毛主席说：“我们自己重搞一个吧。”

据师哲说，中方重写的版本，苏方没有改动多少就接受了。

关于中长路、旅顺口和大连：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规定：“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项移交一伺对日合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1952年末。”

同时规定不迟于1952年末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军，留下设备。

条约还规定了三亿美元的贷款。

双方还发表了《公告》，指出

“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已因其1945年的公民投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其建立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

斯大林主动提出把盛世才时期苏联在新疆建的军火库转交中方。

一天，斯大林请毛、周恩来、王稼祥单独请到一个房间聊天。（451页）

主席又一次向斯大林讲起他曾在中国十年内战时期受过错误路线的打击、排挤。斯大林认真地听着。突然，毛主席指着王稼祥说：“就是他们打击我，他就是在苏区犯错误的一个。”弄得王、周十分紧张。斯大林接着话茬说：“啊，王大使！你还这么厉害，你还是犯错误的一员。” 毛立即接着说了：“他早改正了，而且现在还是得力的干部。” 可是，话刚开了一个头，就被别的插话引开了，未能尽所欲言。毛主席始终未能在斯大林面前一诉衷肠，吐出胸中的冤枉和怨气，而斯大林将精力却集中于当前的事务，如谈判、条约、协定上，也许是他不想再提中国十年内战期间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有什么错误意见，或者认为关于错误一事，在刘少奇访苏时已经谈清了。

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了长篇演讲，大意是苏联要占领控制中国，想想历史上苏俄侵占了中国多少领土，等等。苏联要求中、苏、蒙古共同发表一份官方申明，驳斥艾奇逊的讲话。但是，根据师哲的说法（很值得怀疑因为和别人的说法不一致），他们没弄清什么叫做“官方申明”，以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发表了申明。后来，莫洛托夫问毛以官方名义发表了吗？毛说，发表了，是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斯大林问胡乔木是什么人？毛说是新闻总署署长，也是以这个身份发表申明的。斯大林说，这不能代表官方立场，个人立场一文不值。莫洛托夫接着指责中方违背了之前“共同发表官方申明”的协议。毛一言不发。回去路上，师哲、毛、斯大林同在一车，师哲本想请斯大林到他们住处有空做客，毛马上问，“你和他谈的什么？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去做客。“之后又说”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

斯大林还在毛的请求下，派尤金（1899-1968，斯大林的御用理论家）帮助毛出版毛的著作和思想。后来尤金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一、二卷的工作。斯大林还指示把《实践论》、《矛盾论》提前在苏联的《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

3月4日晚毛泽东一行人回到北京。这次访苏从12月初到3月初前后将近3个月，是毛泽东出国访问最长的一次。（一共两次还都是去的苏联）

尤金受邀来华、朝鲜战争

这部分和沈志华的著作比起来没什么价值，就不做笔记了。

周恩来率团出席日内瓦会议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于1954年1月在柏林召开。会议决定于4月26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讨论对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并讨论印度支那问题。

日内瓦会议是中国建国以来参加的第一场国际会议。当时周恩来是总理兼外长。这次会议中国主要还是的苏联的引导下（领导人已经换成了赫鲁晓夫）参加的。

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在国际联盟大厦开幕。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轮流担任大会主席。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似乎有不准同中国人握手的规定。杜勒斯走后，副国务卿史密斯同莫洛托夫握手后，拉了拉周恩来的衣袖，表示友好。

当时法国由主战派拉尼埃主持。印度支那的老窝、越南和柬埔寨三国，原是法国的殖民地。太平洋之战后落入日本手中，日本战败后法国想重拾对印度支那的控制权，因而发动了印度支那战争。（这些都是师哲的描述，真假难辨。）

老挝和柬埔寨代表一见中国代表就骂他们是帝国主义，因为中国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而后者在侵略他们。

7月3日，周恩来在柳州同胡志明等领导人会谈，打成了“75协议”：在越南争取16°以北的地方划线停火，在老挝争取把靠近中国和越南的桑怒和丰里沙两省划为抗战力量的集结区，在柬埔寨只能政治解决。这是不是后来越南对中国不满的原因？

关于朝鲜问题，师哲的记录是最后没有达成协议。

赫鲁晓夫来华庆祝中国国庆五周年

赫鲁晓夫率团于9月29日到达北京，成员有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布尔加宁，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全苏工会主席什维尔尼克，文化部部长亚历山大洛夫，《真理报》总编辑谢皮洛夫等十人组成。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后，由苏共中央书记马林科夫接任部长会议主席。十天之后，马林科夫被解除职务，实际上由赫鲁晓夫负责指挥全党。才干了十天？与高华等人的说法不同。1964年下台。

1955年7月，赫鲁晓夫把莫洛托夫、布尔加宁、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人打成了反党集团。

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在庆典后发表了关于中苏关系和对日关系的两个宣言，同时签署了七个文件：

苏军从旅顺口撤军；
把四个中苏股份有限公司交给中国；
签订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中苏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
中苏蒙修建集宁到乌兰巴托铁路；
苏联为中国提供五亿两千万卢布的贷款；
援助中国新建15个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的141项企业。

赫鲁晓夫问毛泽东对苏联还有什么要求，毛泽东意思是要原子弹。赫鲁晓夫愣了下说，搞那个太费钱，我们有就行了。你们目前集中精力搞建设就行。毛泽东说，也好，让我们考虑考虑再说。

朱德出访东欧六国，参加苏共二十大

这是一次纯礼节性的出访，没什么可做笔记的。后几章也是，就不作记录了，全书完。六百多页的书，其实没多少干货。